什么才是真正的助人?  [海天行  2010年12月13日]        
1945年以後精神分析在台湾的发展
1945年以後精神分析在台湾的发展
作者:王浩威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6-3    转载请注明源文出处

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

1 二次大战前的台湾精神医学

1952年,卅二岁的林宗义医师,当时台湾大学附设医学院神经精神科的主任,在美国ABMAC的赞助下,完成波士顿哈佛大学精神科两年的进修而回到台湾.身为二次大战後台湾第一位赴美进修的精神科医师(也是所有心理卫生专业中的第一位),他兴奋地向大家介绍新的学习:「精神分析学是dynamic psychiatry 的主要潮流.可以说是美国现代医学最重要的流派.精神分析是由Freud所创设,……」(注1)

日据时代就读於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的林宗义医师,原本毕业後继续留在精神科接受住院医师训练,在二次大战後回到台湾.至於日本战败後依然暂留台湾的原台湾帝大(台湾大学前身)神经精神科主任黑泽良介教授,在1946年12月16日终於离去;次年六月,年轻的林医师升任新的主任.(注2)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东京医科大学(东京帝大医学部前身)精神科吴秀三教授於1910年带领两位助手到台湾台中县群大番进行三个月cretinism调查工作.两位助手之一的中村让,他在滞台期间发现当时台湾精神医学的空白,遂於1916年5月15日再次来台,担任基隆医院院长,同时也开始台湾最早的精神科门诊和病房业务.次年,受聘为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台湾帝国大学医学部前身),成为第一位讲授精神医学的专科医师.1934年,九州帝国大学来的中脩三教授开始担任台北帝大医学部精神病科教授,逐渐取代中村让的教学地位.後来又有奥村三吉,米山达雄,黑泽良介等精神科医师加入阵容,同时也开始培育日本和台湾出身的年轻医师.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中脩三教授等人回到日本,唯黑泽良介被中华民国政府留任,次年年底才回去.(注3)

吴秀三教授是日本精神医学的先驱之一.他是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追随克雷佩林(F. Kraeplin, 1856-1926)并将他的精神医学观念带回日本,成为当时日本精神医学的主流.身为吴秀三弟子的中村让自然是追随这传统,在这潮流中成长的,中脩三亦是如此,连更年轻的黑泽良介也不例外.
曾经在1945年追随黑泽良介教授的陈珠璋教授,就曾描述他自己以医学生身分参加台北各医院精神科医师集谈会(即联合讨论会)的情形,提到在黑泽良介指导下,大家阅读Kraeplin,Eugen Bleuler等人之德文文献的情形.他表示:「当时集谈会的参考文献大都为德文,但有部分法文文献--譬如Janet及Minkowski等的论文也值得阅读.……因为Minkowski受到Bergson哲学很大的影响,所以黑泽先生还介绍Bergson的观点.……」(注4)
日据时代的台湾精神医学,从吴秀三到黑泽良介,可以说是以德国克雷佩林的学说为主流,再加上法国的Charcot-Janet传统,现象学,和唯心论等流派的影响.至於廿世纪以後,开始在西方世界产生革命性影响的佛洛依德,恐怕是还没在台湾发生,以致於1952年从美国波士顿回来的林宗义,用充满兴奋的口气,向大家介绍精神分析.

2 从二次大战前到战後初期的台湾心理学

相对於精神医学,心理学在台湾的发展稍晚一点.1928年,「东京帝大出身的饭诏龙远教授和力丸慈圆副教授连袂来台,在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的前身)文教学部哲学科创设『心理学研究室』,招收学生,专攻心理学.」(注5)「昭和16年(1941)『心理学讲座』占地659坪,是瓦造的两层建筑,内有心理学,民俗学,人种学教室及防音室等实验室6间,图书馆,教室,及研究室11间,并有台湾土著研究设备.」(注6)
「当时的研究,为了配合日本政府的『南进政策』,当时的研究领域以『民族心理学』为主,调查台湾山地原住民的智力,形状知觉,色彩偏好,行为特性与惩罚制度等等.」(注7)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当时的台湾医学研究里(包括精神医学):配合殖民政策,以民族为对象和以热带医学为优先.自然地,精神分析并没有成为当时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日据时代台湾的心理学领域里见不到精神分析;1945年以後,几乎也是如此.
台湾光复以後,1946年苏芗雨先生由广西大学到台湾大学哲学系担任教授,负责心理学课程.「不久以後哲学系方东美主任因系内存有日据时代台北帝国大学心理学讲座遗留心理学书籍四千册,杂志一千五百册和实验仪器一百五十件,提议我筹办心理学系.我当时以没有房舍和难请教师推辞,……於卅八年(1949)夏获教育部批准,秋季招生十一名,我被命为心理学系主任…….而教职员有张肖松教授,郑发育教授…….」(注8)

台湾第一批心理学教授中,大多数是随国民政府撤退来台,譬如陈大齐(北京大学),张肖松(金陵大学),陈雪屏(北京大学),钱萍(高觉敷学生)等人.苏芗雨系台籍人士,1922年北京大学预科,1928年毕业於该校哲学系,1935年赴日於东京帝大进修心理学,1937年返中国投笔从戎,1939年任职广西大学,直到1946年应聘才回到台湾.(注9)郑发育教授则是唯一台籍教员,1946年由日本京都帝大哲学研究所返台.(注10)

这些心理学者中,几乎没有涉及精神分析的专业背景,甚至可以说是「此时期(指1951-1971)大学部的课程,主轴基本上都是行为主义的天下.」(注11)

尽管如此,也许是在时代气氛的缘故,1953年开始有毕业生後,在上述教授指导下,前十届毕业生论文中有关精神分析的,包括第一届毕业时,李石生论文〈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第二届杨有维〈阿德勒之「自卑情结」〉,第五届董明明〈精神分析及实例之研究〉,第七届陈若琼〈防卫机转与动机发展的关系〉,第八届陈俊钦〈梦的研究〉等共五位.(注12)

台大心理系在1960年开始有临床心理学的课名,由当时刚从密西根大学获硕士学位也是心理系自己第一届毕业生的柯永河教授担任教学.这过程中,台大心理系临床心理中的心理治疗前後以行为治疗,人本治疗,认知行为治疗为主,精神分析甚少正式提到,即便是学生的毕业论文反应出对这一领域需求的存在.直到其他大学心理系成立後,才逐渐看到精神分析相关课程的出现,只是在心理学科的主流中,譬如光国教授1988年回顾台湾心理学四十来的发展时(注13),文章里未提到任何精神分析,甚至「心理治疗」一词亦只提到三次而已.

3 美国及其文化对战後台湾的影响

同样是精神分析,1945年以後在台湾的发展,在精神医学和心理学这两个领域中有著截然不同的起步.

1945年以後的台湾,所有的建设发展几乎都脱离不开美国,包括学术发展亦是如此.在心理卫生相关的发展中,几乎都是由美援等美国资金或当时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心理卫生组织(WHO)所支援.自然地,大部份的心理卫生政策是依循美国模式,大部分的学者进修也几乎都是以美国为唯一选择.这情形几乎持续了三十年以上.

WHO在二次大战後试图在亚非拉各洲建立各种健康制度的示范,其中心理卫生制度方面,在亚洲以菲律宾及台湾为最优先选择.只是六○年代以後菲律宾政治动汤,经济崩溃,台湾成为WHO在亚洲有关心理卫生中唯一的重点支援地区.

对精神分析历史熟悉的人,特别是关於美国部份,必然知道二次大战时大量欧洲精神分析师涌向英美的状况.只是,不同於英国的,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有关lay therapists的态度是较为严苛的,几乎是只接受医学毕业的精神分析师.也因为这样,精神分析对美国的影响,很明显地成为精神医学的主流,却是对美国心理学界影响不大.

这样的情形也许部分解释了精神分析对台湾精神医学与台湾心理学发展为何有不同的影响.

4 战後第一批精神科医师

林宗义医师1950到1952年在哈佛大学及波士顿精神医院(Boston Psychopathic Hospital)进修,对他自己专业的影响是可观的.日後他在回忆录中表示:「动力精神医学对我来说,是相当具有魅力的,而且当时也有从维也纳来的大师直接敎授心理治疗法.我至今依然衷心感谢能随著亨得利克(Ives Hendrick),沙姆莱(Ewvin Samrad),菲力克.得依齐(Felix Deutsch)等诸位大师学习.」(注14)

陈珠璋教授於1954年3月出国,前赴哈佛大学,同时也在Metropolitan State Hospital担任临床工作,因而投入团体心理治疗的学习,甚至为此而在一年公费结束後,仍以自费留下来继续学习.(注15)他不仅是以团体心理治疗为升等论文(注16,17),是中华民国团体心理治疗学会的创办理事长(1994),国际团体心理治疗学会理事(1992-2000),也是心理演剧(psychodrama)和家族治疗(family therapy)在台湾的首倡者.

叶英堃教授则是1954年7月自费出国,包括英美各处大学.其中第二年到美国Duke大学担任住院医师,「在门诊部进修时,笔者被安排接受Bingham Dai教授的『暸解自己』的分析会谈,每周一小时共十二次,每次费用三十美元(特价)由科公费支出.Dai(戴)教授是中国人,系中国大陆北京协和医院的心理学教授.……他不是医师,但曾在著名的Washington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受Harry Stuck Sullivan 的指导,为当时在美国南部为数还少的Sullivan学说权威学者之一.这经验对笔者回国後的心理治疗以及其教学督导有很大的助益.」(注18)叶教授後来担任台北市立疗养院院长约二十年.近十年来,也就是叶教授被分析的四,五十年後的今天,该院能发展成为台湾当今精神分析的重镇,恐怕有莫大的关联.

林宪教授是1955年公费前往波士顿麻州综合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一年,以参访为主.他的参访报告虽然以精神科病房,社区卫生中心,文化(日後林教授终身以文化精神医学为职志)及家庭,儿童心理卫生为主(注19),并未提到精神分析;但在196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强迫神经症六例之心理治疗〉,在结语中几乎都是以精神分析为分析概念.(注20)

五○年代精神分析的影响,明显地出现在台湾精神医学界,甚至埋下深远的种籽.这样的影响,到台湾精神科医师第二代中,最明显的则是曾炆煋教授和徐静教授两位夫妻.他们分别是1961,62成为台大医院精神科住院医师,其中曾教授65年由WHO支持到波士顿麻州综合医院三年,再回到台湾.他俩在1971,72年所著作的《心理治疗》,《心理自卫机转》和《会谈技巧》(皆水牛出版)对台湾相关专业的培训起很大的作用,即使1971年以後离台到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任教以後依然如此.

1952年,第一种抗精神病药物(chlorpromazine)的发明,对精神医学逐渐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台湾第二代精神科医师也因此改变方向,在日後越来越是走向生物取向的精神医学.曾炆煋医师成为战後精神分析在台湾临床界发展最巅峰的指标型人物,从此就走下坡,一直到八○年代後半.

5 精神分析在华文世界的第一次挫败(注21)

台湾精神分析发展的挫败,在华文世界中并非第一次.

1926年3月18日,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残暴地枪杀和平请愿的学生.鲁迅在写给《涛声》编辑的投书里,以貌似平淡实则愤怒的笔调写著:「有一回,对著请愿的学生毕毕剥剥的开枪了,兵们最爱瞄准的是女学生,这用精神分析学来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尤其是剪发的女学生,这用整顿风俗的学说来解说,也是说得过去的.」鲁迅这样的反讽笔调,暂且不论对精神分析的理解是否透彻,却也足以说明当时对精神分析的接受程度了.

二十世纪初,各种西方思潮开始叩开中国大门,心理学是以浩浩荡荡的气势涌进了渴望思想启蒙的中国教育阶层.根据复旦大学吴中杰和吴立昌先生的说法,到了五四前夕,「出版的各种心理学教科书不下二,三十种,大多是日本心理学译本或根据日本及西方心理学编译而成.」(《中国现代主义寻踪》,学林,1995)

一九○七年蔡元培第一次留德四年,在莱比锡大学待了三年,其中有一年半的时间学习「心理学实验室」一课,聆听冯特(Willhelm Wundt,1832-1920)授课.民国初年,陆续担任了教育部部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心理学学科的建立和研究,特别是在教育上的运用,几乎是不遗馀力的.

在五四运动这场对封建礼教和封建性观念的全面革命活动里,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曙光》等杂志报刊中,各方的鼓吹文章,对西方心理学的介绍也开始出现其中.

完全以介绍佛洛依德学说为目的的第一篇文章出现在1914年5月的《东方杂志》第十卷第十一号,署名钱智修的作者在一文里写著:「梦的问题,其首先研究者为福留特博士,Dr. Sigmund Freud.」「福留特氏,为吾人所不愿遇见之者,乃至吾人所欲为所欲得者,当於梦中实现之.」精神分析的介绍,有了一个开头.
精神分析在中国开始发生影响的重要人物,包括了几位民国初年的思想家.哲学家张东荪先生发现当时译「心解术」的精神分析,往往到处只见其名而未多阐析,於是写了,刊在1920年12月的《民铎》.另外包括朱光潜,杨澄波,鲁迅等人.其中,两个人必需一提.

章士钊很早就接触到心理分析.1923年自欧返国的轮船上,他阅读佛洛依德才出版十年的作品《图腾与禁忌》,却觉得「反覆诵之,词气骤难尽晓,故中途执卷未释.」(《孤桐杂记》,1927).1926年他自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位置卸任,再次赴德,开始接触精神分析,甚至全文翻译了佛洛依德在1925年撰写的《自传》,也同时直接和作者通信.1929年5月27日佛洛依德回信给章士钊,对他有意在中国开辟精神分析这门学问的想法和他要为当时精神分析最重要杂志《意象》(Imago)撰稿,表示非常满意和赞同.章士钊译的《茀罗乙德叙传》,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5年《教育杂志》第十七卷第十及十一号连载,是佛洛依德应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Stanley Hall,1844-1924)邀请,赴美讲学的五次演讲.译者高卓,也就是日後影响中国甚深,甚至到了八○年代还主持大陆的许多译介计划和教育政策的心理学家高觉敷.

然而,当时的中国对佛洛依德和精神分析的接受程度如何呢

在高觉敷1933年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译序里,他自言:「老实说,我译此书,目的是消极的.国内学人从震於弗洛依特之名,间或对於他的功绩作过高的估计.我现将此书译出,好使读者明白弗洛依特究竟是如何的一个怪人.读者若因为我译了弗洛依特的一部书,便以为我为Freudian,那麼弗洛依特纵肯收留,我也呼冤不置了.」「总之,弗洛依特的学说,毁誉参半.我们读书需抱持批判的态度,读弗洛依特的著作尤宜如此.」

虽然,翻译的工作仍然兴盛,包括高氏在1935年出版佛洛依德1933年作品《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但是三○年代的中国开始陷入更大的政治及经济问题,似乎远远超过了佛洛依德思想最初的问题性了.

鲁迅对《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特刊里编者引用佛洛依德而表示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著社会作用的」这一说明,大加批评.他开始嘲弄向来所喜爱的佛洛依德:「不过,佛洛依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於性欲.」而表示「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

当然,鲁迅是误读了佛洛依德的.在精神分析的理论里,食欲原本就是广义的性欲.只是在当时的中国,或者,几百年来的中国,张得大大的嘴唇恐怕是一直处於半饥饿状态吧.

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精神分析彷若时空错置般地出现,随之又因为一连串的战争而消失在华文的世界里.

6 现代主义与精神分析在台湾的六,七○年代

1945年以前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介绍和翻译,或多或少随著国民政府来台也带到了台湾.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恐怕是高觉敷先生所译的《精神分析引论》.

五,六○年代的台湾,笼罩在美国的强势影响下,在文化界,包括文学,剧场,绘画,摄影等等,开始出现一波现代主义运动.这一波运动是对官方文化(如:反共文学,爱国意识形态主导的各种文化表演等等)的反弹.精神分析在这情况下,也成为滋养台湾现代主义的养分来源之一.

这一波现代主义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刊物之一《现代文学》,在1972年推出「心理分析与文学艺术」专题号,十篇极有份量的文章分别以第四十七,四十八期的上下两册刊出.《现代文学》的编辑是似乎相当满意,认为这专号将「创刊时期的精神找回来了」.(注22)在这一个阶段,代表新一代的现代主义,不但与其他的启蒙运动如科学的普及化结合在一起了,对精神分析显然也是相当兴奋地欢迎.

1966年,朱光潜以佛洛依德为主要讨论对象的《变态心理学》在台湾出版;1967年高觉敷翻译佛洛依德著作《精神分析引论》也再被印行;潘光旦译蔼理士著《性心理学》亦在这时期出现.这对台湾而言,原本不准出版任何「沦陷匪区」之文人作品的出版审检制度而言,是一大突破.

1968年後,以思想启蒙为己任的志文出版社之新潮文库,也由当时台湾喜欢精神分析的人士,翻译了一批佛洛依德作品,包括《图腾与禁忌》(杨庸一译,志文出版,1968),《少女杜拉的故事》(文荣光译,志文出版,1968),《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林克明,志文出版,1968,《佛洛伊德传》(廖运范译,志文出版,1969),《梦的解析》(赖其万,符传孝译,志文出版,1971),《性学三论》(林克明译,志文出版,1971).其馀出版社如《迷幻》(石印滇,王杏庆合译,向日葵出版,1971),《摩娜丽莎的微笑》(叶颂姿译,向日葵出版,1971),《艺术论》(王安崇译,协志出版,1973),除了佛洛依德作品外,新潮文库也译介了荣格,弗洛姆(Eric Formm),梅宁哲(Karl Menninger),霍妮(Karen Horney)等人的作品.

这一批翻译风潮从1968年一直持续到1975年才告一段落,1985年才又出现叶颂寿重译的《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新论》.

我们进一步去检视这一批译者,可以发现几乎都是医学院学生.他们大部分都邀请曾炆煋医师(1968到1971年在台大医学院任教)写导读,偶而亦有找林宪教授写的.可以想见在当时的医学院里,尽管精神分析对精神医学的影响已逐渐衰退,到波士顿专攻心理治疗回台的年轻医师曾炆煋,似乎是当时医学院学生的角色模范.只是当这一群医学生或实习医师走上专业道路时,恐怕才惊愕地发现现实的临床医学工作里,已经没有精神分析的地位了.

这些译者里,赖其万和符传孝後来成为神经科医师,廖运范是国际级肝炎专家,叶颂寿是一般精神科医师(但仍继续攻读精神分析理论),李明滨是专长身心医学的精神科医师.这一批医学生几乎都没走向心理治疗的路途;唯一的例外是文荣光教授也还维持一定比例对心理治疗的关心,甚至在2002年担任台湾心理治疗学会的创办理事长.

7 精神分析一而再的再出发

六,七○年代台湾精神分析的风潮,如同二,三○年代中国的精神分析风潮,又一次地消沉下去.回顾这样的发展轨道,1993年在负责《岛屿边缘》杂志「佛洛依德的诱惑」里,笔者在编者前言曾这样写著:「精神分析在台湾和中国的发展,一直都是很不稳定而持续断裂的.彷佛存在无形而有力的阻抗,以致一切说出来的声音往往忽而激昂惊心,旋即消失许久.也仿佛是前伊底第帕斯期的肢解,因为无所谓存在也就无所不在了.当然,後者的说法稍嫌乐观了些.许多人谈及这问题时,总是提及明显存在於中国社会的性和暴力,认为这一切触目的日常生活现象早已证实了精神分析或无意识对中国人的必然性.然而,更多的吊诡却是存在而无法单纯理解的.譬如,当许多官员或社会人士响应反雏妓运动而严厉斥责时,作为听众的多数人也会合理地猜到该官员前一天可能才在风用场所进出.前者在说的时候,是如此出神而忘记自己的矛盾;後者倾听之际,也可以立即潜入这种失忆的解离状态而不做任何质疑.快口承认而结束讨论,也可以是一种阻抗,防止了对任何吊诡的进一步的探索.甚至一而再的『再出发』,可能也是面临这种隐现的阻抗的必然结果.」

「一而再的再出发」成为精神分析在中文世界发展的「症状」,是面临某些阻抗的必然结果.只是,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阻抗,究竟是来自怎样的结构

在〈不可能的语言〉(注24)里,台湾学者陈传兴曾经指出,在双重内在局限下,包括语言的内在差异和知识系谱传承的断缺,使用中文来翻译和研究精神分析佛洛依德著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种「不可能」的工作.事实上,不只是翻译和研究,精神分析在台湾的实践临床实务,同样也面临不容易克服的困难.然而,除了「语言的内在差异」和「知识系谱传承的断缺」,台湾的社会结构或现代性问题,恐怕也是另一种阻抗的来源吧.

刘纪蕙亦问起:这种「压抑之复返」,这种「抗拒精神分析的『深层无意识之机制运作』是依附於甚麼样的象徵系统,认同机制,或是防御结构而展开的 或是此抗拒与压抑是自何处撤离欲力之投注,又是转而朝向何处投资 」她指出:「转而投资的,则是可以顾全健康清洁的,正常的,熟悉的native场域,家的场域.此『恐惧结构』(phobic structure)的内在封闭空间(enclave),以不同型态扩及於此文化社会脉络的层层角落,而展开了严又密的防御系统.」(注25)

精神分析的发明和潜意识的发现,之所以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原本就是和欧洲文明的个体化(individualized)(Z. Bauman)(注26)或现代性(Modernity, Harbermas语)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如果是这样,对於非西方的国家来说,精神分析的发展,恐怕是要将社会结构放在历史向度上进行更多的讨论.

如果精神分析有对象的话,这对象应该就是个体(individual)或自我(self).然而,在中国这类非欧美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是远远不同於西方的.这种不同,可能是程度上的不同,也可能还有轨迹的不同.在资本主义未发展的国度里,群体原本就高於个体,甚至是没有独立个体可言.即使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非西方国家,个体或自我是否依循西方的方式在自己的社会里自然演化发生,恐怕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日本荣格学者河合隼雄(注27)就曾表示,日本的个体(individual)是不同於西方的个体,人与人之间还是有某一种「黏黏」的关系.

至於台湾呢

二次大战以後,由於美苏冷战结构的缘故,四五年以後的台湾一方面是美国文化全面性的输入,另一方面却是对外封闭而对内控制的威权政治.五,六○年代曾经在台湾发生的现代主义威潮,一来是十分美国化的现代主义,二来是「横的移植」,并非因应社会结构基础的文化现象,以致於七○年代写实主义的乡土文学批判下,就迅速地瓦解.自然地,随著六,七○现代主义风潮而发生的精神分析论述,也很快陷入断层的困境.(注28)
8 从传统家族力量中释放出来的个体

在美国扶植下,开始发展工业,进出口贸易和追求高经济成长的台湾社会,不知不觉地走向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八○年代,台湾的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样资本主义化程度日益高度发展的结果,社会结构也不知不觉地开始出现变化.

七○年代台湾学者讨论西方心理学理论(特别是精神分析)是否适用到中国人心理时,经常会提出相对於西方之个体概念的家族概念,认为中国人心理是以「家族」而非「个体」为基础的.甚至有学者质问伊底帕司情节恐怕不存在於中国人心理.

在七○年代以前,一方面是源自前工业社会的家族观念,另一方面是威权体制以法令和体制来强化家族结构而压抑个人,家族的力量一都是持续保持著.在这情况下,只有「家族自我」(family ego)而没有个体(individual)或自我(self)的可能.

只是,当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程度以後,台湾的威权体制早在军事戒严法结束(1987)之前,就已经开始松动了.政治上,八○年代初期民主思潮和社会运动如火如荼崛起;思想上,八○年代後其开始大量出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後现代主义,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新马克思理论等等,一波又一波的风潮;在社会结构上,我们也看到家族的力量逐渐瓦解.

五○年代精神分析在台湾精神医学的发展,虽然因为精神药物陆续的发明而逐渐败退,但是在许多层面的影响(特别是药物仍无法涉足其中的)还是保留下来了.这其中包括了社区心理卫生,学校谘商制度,儿童精神医学,儿童心理治疗,还有家族治疗.

家族治疗发展,即便在西方,也是六○年代才逐渐具体成型的.然而台湾因为WHO的缘故,精神医学的发展,特别是社工人员的训练,一开始就充满家庭动力概念为基础的取向.1965年在陈珠璋教授的努力下,再加上当时精神科社工吴就君的投入,家族治疗很快地就成为普遍运用的模式.

七,八○年代,动力取向的个别心理治疗虽然沈寂了,但这同时却是家族治疗日趋活跃.家族治疗不再只是精神医学的治疗工具,甚至是社区心理卫生或学校辅导人员所热衷的.这种热烈的反应,显示出家族治疗的确可以满足临床实务的需要.

家族治疗的发展在吴就君教授的带领下,再加上吕旭立基金会等民间机构的经营,在八○年代前半开始有完整的萨提尔模式训练课程.这样的需求,甚至促成1983年Virginia Satir亲自来带领训练工作坊.

在这一个阶段,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农村逐渐瓦解而人口迁徙向都市,家族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两难的拉拔.对个人而言,家庭可以提供的功能日益减少,然而家庭对个人的要求或命令却还是存在的.许多内心冲突的产生,恐怕就是个人在这样的家族结构冲突所造成的矛盾.自然的,家族治疗,特别是家庭重塑的工作,可以让人们了解自己和自己家庭所身处的困境,进而解决症状或问题.

只是当资本主义化的脚步还是没停下来,家族的力量越来越小,从这个「健康清洁的,正常的,熟悉的native场域」也就是从「家的场域」(刘纪蕙语)中,个人被迫释放出来了.

这一切过程的发生才短短五十年,不论是对历史的发展而言,亦或是社会结构的变迁,都是十分迅速的.个人在一个还没有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社会中,不是像演化(evolution)那样自然发展的,而是既是被追赶出家园也是自己逃出家园的.自然的,这样的个体(individual)是不同於西方.在台湾,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各种心理治疗,当治疗开始面对个体时,往往也要面对个体对「失落的家园」的憧憬.

9 九○年代以後的精神分析

1981年,精神科陈永兴医师对台湾地区精神医疗的状况做一翔实的普查,发现全台湾合格的精神科医师才九○名.(注29)然而,在这呼吁的时刻,刚好也是台湾高等教育开始普及而专业人员人数迅速提升的时刻,很快也就反应在精神科医师的人数上.直到今年(2004),台湾已经快有九百位精神科专科医师(不包括住院医师).廿三年内呈现了十倍的成长.

八○年代後半台湾思想界各种新的理论开始出现,家庭与个人的关系开始有结构性的改变越来越不可逆转,包括精神科医师在内的各种心理卫生专业人员的显著增加,精神分析又开始获得年轻一代临床工作者的重视.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新型个案(譬如边缘型人格),都需要精神分析的能力.
在思想界,各种理论所引进的是以法国拉康(J. Lacan)学派为主;在实务界,完全没有任何指示下,只因为要解决新的临床问题,克莱茵(M. Klein)以降的个体关系理论和科贺(H. Kohut)的自体心理学成为临床工作者不约而同的阅读.九○年代以後,精神分析书籍被大量地翻译出来,同时至少有三十人以上前往伦敦(如Tavistock Clinic),巴黎,加州等地学习精神分析.

2001年11月华人心理治疗基金会(Taiwan Institute of Psychotherapy)成立,2004年蔡荣裕,刘佳昌,杨明敏等人筹划的the Taiwan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 analysis开始运动.(注30)

10 重返佛洛依德

廖运范在翻译《佛洛依德》(1969)的序文里,曾经感慨地表示:「看看我们的邻邦日本,早在1930年就有这本书的译本,想想自己岂不有点心酸 其实佛洛依德的著作,值得翻译的实在不少,如果有人肯致力於佛洛依德全集的出版,岂不是读者无限的福气 」1993年,余伯泉在整理佛洛依德中文著作时,感慨地表示:「然而二十年过去了,我们的佛洛依德全集在哪里 我们的『愤怒』在哪里 」(注31)

这一波风潮与三○年代的中国和六○年代的台湾所不同的,是透过面对著自我(self)的实务工作,而展开的精神分析运动;也是面对社会文化结构的症状,为解决问题而开展的精神分析阅读.

重回佛洛依德是必然的,重新阅读佛洛依德也是必要的-在新的社会结构上,在新的个体现象上.

重译佛洛依德成为一种必要,不同时代的重新了解.2004年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台湾心灵工坊出版社合作下,在临床实务工作者和精神分析研究者的合作下,将逐步将佛洛依德的著作,重新翻译.

对台湾而言,这一次精神分析的发生将是无从复返正视持续压抑的永远的出发.

注:

林宗义,1953,台湾医学杂志vol. 52,p. 653-60.关於精神分析的部分全文如下:「精神分析学是dynamic psychiatry 的主要潮流.可以说是美国现代医学最重要的学派.精神分析学由Freud所创设,当他潜心研究hysteria时,发现本症病人的行动,都有意识下的动机(unconscious motivation),而不能一见了解它的由来.这下意识(the unconscious)的发现不但对於病人的行为,甚至对於正常心理的理解,都有革命性的贡献.人的性格(personality)或行动类型(behavior pattern),是由个人适应环境过程中行程的.此过程如遭受失败,就可能引起精神病或精神神经症.要彻底理解一个人的现状(无论正常或异常),必须详细检讨其出生以来的生活史.其中,『对人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特别重要.一个人从幼小所接触的人的性格态度情感等,对该人之性格发达极有影响.因为这是无意识中所形成的.所以需要科学的分析,始能阐明他现在的性格,行动,心理,感情等的真动机.」

陈珠璋,1972,收於《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神经精神科廿五周年纪念刋》,p.167-198.

林学吉,1998,收於《台大医学院百年院史日治时期1897-1945》.

同注2.

黄光国,1988,收於《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发展》,台北:联经,p. 273-316

庄仲仁,1999,收於《回顾与前瞻:国立台湾大学心理系50周年系庆纪念特刊》p. 1-2.

同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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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嘉宏等,1999中华心理学411,vol.1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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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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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珠璋,1996,收於《五十载浮沈:台大医院精部五十年纪要(1946-1996)》,p. 31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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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珠璋,朱桓铭,1962,精神科病房自由参加会谈方式之集团心理治疗患者出席率之探讨.台湾医学会杂志,vol. 61,p. 34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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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 Hsien, 1956 ( ) Fellow's Report for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收於同注2一书,p. 98-107.

林宪,1960,台湾医学会杂志,vol. 59,p. 189-200.结语如下:「症例中所观察之诸种起因为:未能解决之oedipal desire,对权威对象抱著ambivalence,於幼少时期失去父亲,较强依赖性格及自卑观念及明显环境刺激等.病人於幼少时并无严格排泄训练之经验,又无对父亲之直接怨恨
.反而父亲为病人的偶像而父亲之死引起病人dependency need之不满足.Ambivalence 之对象为控制一家之domineering之者.有直接环境刺激及
不满者其发病急性.总之病人下意识地要控制引起不满与怨恨之上述诸原因时形成强迫症状.治疗之最初由除去环境原因而给ventilation之机会
,得减少强迫症状及不安.Transference之利用极重要而使病人正常评价transference之经验,自己性格及现实环境问题时始可得治愈.虽慢性强
迫神经症难治,但较急性发病而具有治疗条件者施行应用分析法心理治疗得满足之结果而至今未再发.」

王浩威,(1999),《佛洛依德作品选读》(台北:诚品),p. 9-12.

现代文学社编辑,(1972),现代文学,No. 47,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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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man, Zygmunt.(2001)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 London: Polity

河合隼雄,村上春树,2004(1995),《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阜雄》,台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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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兴,(1981).《飞入杜鹃窝》,高雄:作者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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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伯泉,(1993).岛屿边缘,No. 7, p.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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