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称之为羞耻感与难堪的特性本身也是文明进程的特色，就像理性化一样。
羞耻感是一种特殊的冲动（excitation），是一种焦虑，而且在某种特定的状况场合之下会自动地、习惯地再生产出来。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对社会降低(social degradation)的恐惧，或者以一般的说法而言，是对於他人优越的恐惧。但它其实是一种不满（displeasure）或恐惧的形式，特别是会在当一个人害怕陷入劣势，而且他不能直接以身体的方式或其他形式的攻击来抵挡这种危险时，这种恐惧的形式就会自然出现。这种面对他人之优越而无法防备的状态（defenselessness）不完全是由於他人体力优势，成人之所以处於这无法防备的状态是因为那个他所畏惧而处於较优越位置的人，其实就是处於他的超我地位，而这个（超我）机制是透过他所受其制约的，对其有某种权力和优越性的他人所逐渐培养而来的。然而，不管那个我们称之为羞耻感的恐惧有多强烈，在别人看来都是不明显的。表现於羞耻-恐惧的冲突不仅是个人与社会舆论的冲突，也是个人的行为导致他自身与部分代表社会舆论的自己产生的冲突。同时，这也是由於自我认知到处於劣势的人格（personality）冲突。因为害怕丧失他人的爱与尊重，而个人又在乎这种爱与尊重，因此面对他人的优势姿态时就会触发这个存在於自身中「无法防备」的自动机制。
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外在限制若越强烈地透过社会结构转化为自我限制，
自我限制的环圈就会越广泛越细密，而个人的行为正是被封闭在这样的环圈中，因而，违反社会禁令的恐惧就越以羞耻感呈现。这种恐惧和紧张就如同自我强制一样，随著每次文明化过程这种结构的张力就会越鲜明地被显现出来；而且这种恐惧与紧张最後会主导其他形式的恐惧及紧张，尤其是由於他人身体所带来的威胁恐惧。而这种恐惧紧张越居於支配地位，那么和平的区域就会越广泛，换句话说，过去人们在前（古）社会中用来作为威胁及恐惧来源的身体暴力就会越被控制，越居於边缘。简单来说，行为的文明化就往前推进了。我们必须要将羞耻感与羞耻感的社会起源(sociogenesis)作连结才能理解羞耻感。因为其社会起源中，羞耻的临界值/门槛（shame-threshold）向前推进了，而且在其中自我限制的结构及模式也以特定方向改变并且从那时候起，它就以相同的形式在较长或较短的时间内不断再生产自己。理性化以及羞耻感、难堪感的临界值推都显示出对於他人身体带来的的直接恐惧之减少，此外也显示我们习惯性的内在焦虑之强化，以及个人现在施加在自身的内在限制。羞耻恐惧以及理性化的加强都是在个人人格(individual personality)的逐渐分化中产生的，而个人的人格分化则是发生在功能趋於细密的分工情况中出现。驱力(drive)以及驱力控制是人格中鲜明的双重功能，并且在自我、超我、本我中运作。个人的自我操控的分化如果发展程度越高，具控制功能的部门所承载的双重功能就越明显，而这个具有控制功能的部门，广义的称之「自我」；狭义称为「超我」。这个部门会形成一个中心点，从此中心点出发，个人在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中调节自己，另一方面又构成另一个中心，从这个中心出发，某种程度上个人是有意识的，是出於习惯的，或出於无意识地在控制自己的内在生命(inner life)，包括本能的情感以及冲动。在社会变革中所描述到的心理功能的层级，也就是自我和超我，他们在人格特质中具有双重任务，他们同时指导著内政（羞耻难堪）与外交（理性）的政策，而且并不总是呈现和谐状态，相反地，常处於矛盾状态中。所以，在文明化的进程中，我们可以同时观察到行为理性的进步以及羞耻难堪之临界值的推进。换句话说，每个个体在其超我(super-ego)的结构化过程中，就会显示出行为理性化以及羞耻临界值的推进这两种相对应的状况。

透过性冲动本能的转换以及羞耻感在男女关系间的提升我们可以看到人格细密分工的轨迹。在裸露身体与羞耻感的发展过程中，以宫廷社会来说，身体裸露的羞耻感，某种程度上受限於社会地位以及统治层级中，它是与社会的结构一致的。社会地位高的人在社会地位较低的人面前暴露身体并不受严格的社会禁止，例如国王在部属面前裸露身体、以及男性在女性面前裸露身体。这样的行为不但不带有羞耻及自卑，而且在极微小的功能上还仰赖著那些较低下阶层的人，因为某种程度上他是一种对地位低下的人施予恩惠的符号表示。因此，在位阶较高的人或相同位阶的人面前裸露身体不仅被视为不敬，甚至还会被视为冒犯，在社交中严格被禁止，且被赋予畏惧(fear)。而在社会地位的高墙撤除後，社会所有成员间的相互功能性的依赖增强，人与人之间某种程度上也趋於平等，这时在任何人面前裸露都成了变成一种冒犯。
此时，这样的行为与恐惧强烈结合，而禁令的社会特色也从个人意识中彻底消失并且转换为羞耻感，而羞耻感则在个人人格特质中以居於高位的戒律存在著。

难堪（embarrassment）则是羞耻感的对应。羞耻感的产生是由於违反了自我及社会的禁令。难堪则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以及焦虑，产生这种感觉是因为他人即将破坏违反禁令或违反了由他的超我所代表的社会禁令。个人在更加广泛细密的禁令区域越受到规范，行为的文明就更加推进。

由此可见十六世纪中个人间相互交错依赖的紧密度越来越高，自我控制的限制也逐渐增强。同时，如同相互依赖一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观察也增强了。敏感性（sensibilities）以及对应的禁令也越显复杂微妙，从他人行为中感到难堪的事物也越来越细微、广泛极多样。
随著职能分工以的发展，人与人的整合性越强。同时，个人行为的对比性却因为文明框架下复杂细密的规范而大大减弱。个人行为及情绪的强烈对比若变得越缓和，那么喜怒的情绪波动就越被自我控制（机制）所克制、调节、并且转化，此时个人对於不同行为的细微差别以及环境状况敏感度就会越强，当个人对於小表情小动作的形式越敏感，他自身的经验层次以及所处的世界也越复杂。
举例来说，原始人与自然空间的关系在於生死存亡的重要性。相对於「文明人」，他们之间相互依赖的连结也较短。自然空间对他们来说是未知恐惧的危险区域，但是他们对於自然环境以及其中的一切却有极精细的了解，包括在田野中分辨树木种类、气味、声音、动作。然而，自然界在十六世纪後开始以人们所经验的方式改变著，它不再是会对人类生命产生危险威胁的地方，相反地，这空间上的人群越来越多并且以平和的方式生活著，生产、商业及交通。森林田野不再是暴力动武出现的地方，它成为一种为视觉/眼睛带来愉悦的媒介。城市中的人不再具有感知自然危险的能力，相反地，这个层次的能力转化成他们欣赏自然的能力。
在这平和化的过程中，对於人际间社会行为的敏感度也开始改变。如今，对外在危险感受，内在人格张力越趋升高，而这张力则来自於内在人格中两个部门的相互恐惧。因此，现在人开始相互交往的时候是以一种较具区分性(differentiate)的方式相互对待，而这种方式在过去那种持续感受到严重且无法逃避的外在威胁时是不存在的。过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及解决方式转换为个人内在的挣扎及自我克制，过去社会交际中瞬间转换欢愉宴乐为武力杀戮的危险状况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危险。这种危险区域存在於个人不能自我约束，碰触到他人敏感处、或是他人难堪的临界点的状况中。换句话说，每个个人都相当程度的了解到过去不能意识到的差异性。这就如同自然过去从危险的区域转换为愉悦目光/眼睛的媒介一样，人群也同样成了目光的愉悦来源，同样对应的，也成了不满（displeasure）以及不同程度厌恶的来源。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恐惧缩小，而在眼睛和超我的媒介下，我们的内在恐惧却增加。
如果使用武器是很寻常的事，那么在餐桌递上一把刀子给某人的动作就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正是因为武器的使用愈来愈受到限制，因此，人们对於任何与攻击所产生的可能联想都变得非常敏感。一旦做出典型的攻击动作，就会踏进危险区域。此外，以刀子直指他人也会引来危险。这些在宫廷社会的上层圈子内最为敏感，也正是这种高敏感度代表了他们的威望价值，作为特定文明的区分方式。这样的禁令逐渐扩散到整个文明社会，并且夹杂著渐增的焦虑以及社会地位的张力。
之後随著中产阶级的兴起，过去餐桌上切割死去动物那种难堪但仍属忍受范围内的刀器使用，逐渐转到社会生活的後台。这是因为整个中产阶级透过社会功能的本质而达到的平和化以及自我限制的普遍化已经越来越完善确实。（背後的文化观有高低粗野之分？）

在人类社会中是不会凭空对外在感到恐惧（没有地方对外界力量是零起点的），习惯性的/自发的内在焦虑也同样是有起点的。不论人们对这两者的体验多么不同，这两者最终都是不可分割的。文明历程中发生的一切不是A消失，B兴起的状况，它仅仅是外在恐惧以及自我活化恐惧比例上的改变，以及整个结构的改变。恐惧从没有消失，只是对外界威胁所感到的恐惧减少了，而由於本能与自我间冲突紧张的升高导致的内在焦虑，相对地愈趋强烈及全面。总之，不论是过去或现在，成人内在焦虑的形式都与孩童（时期）对他人的畏惧，以及对外在危险的畏惧有关。